我國精英移民潮引發思考 專家稱系追求安全感

2010-07-13 01:20?出處 新華網

　　精英移民與一個國家的成長

　　在美國媒體近日推出的“失敗國家”指標中，“人才流失”被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單獨列出。

　　2010年6月，中國頒布了《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(2010-2020年)》，提出到2020年，人才發展要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。而另一方面，卻是以新富階層為代表的精英群體正在集中出走。當鞏俐們身后的隱性移民群體愈發龐大，我們便忍不住關心這些人的離開，并追問，他們為何離開？

　　盡管眼下看來，所謂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中國巨額資金逃離的擔憂，還只是“少數派報告”。但當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走出國門，成為另一片國土上創造價值的中堅時，卻傳遞給了我們不能忽視的信號——這也是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應有的警醒。

　　別了，祖國

　　《國際先驅導報》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

　　北京日照當頭，多倫多已是深夜。

　　魯萬萌安頓兒子睡下，并為自己在當地汽車公司謀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計劃后，采訪得以進行。

　　魯萬萌笑言，自己的移民史幾乎就是一部血淚史。6年前，家境優裕的她為了追隨丈夫，從二線城市一家相當不錯的國企跳進北京某外企，來到北京后卻發現，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，而移民國外幾乎是身邊所有同事的首選，這顯然刺激了魯萬萌。在和丈夫達成一致后，他們先是嘗試技術移民，卻因丈夫的環節一再出現問題而宣告放棄，后在移民公司的勸說和運作下，耗盡大半積蓄，成為所有投資移民中“最窮的一批人”，并且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她極有可能“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婚姻”。盡管在說辭上，丈夫將于半年后來到多倫多。

　　“你后悔嗎？”

　　“曾經有過，但現在不會，以后也不會了。”回答前，魯萬萌略有停頓，一旦開口，卻無絲毫遲疑。

　　此刻的多倫多，比北京涼爽，魯萬萌說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，心里有說不出的平靜，或者還有隱隱的失落。“在這里，我們是徹徹底底的普通人，不再有曾經國內的光鮮。”

　　“錢可以再掙，內心的寧靜和幸福感卻是無價的。”令魯萬萌一家苦苦掙扎6年的，正是這種對于所謂內心安全感的追逐。

　　中國精英蜂擁美加澳

　　也許，魯萬萌只是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為平常的一個。

　　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的最新統計數據便能夠說明問題：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-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，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。同時，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，大約為20∶1。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數據則顯示，2010年財政年度獲批的EB-5類簽證移民總數還將大幅增長，而中國申請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將可能提高至70%左右。

　　而對于另一熱門國度加拿大而言，盡管2009年曾有媒體稱中國移民加拿大出現低潮，但該國移民局提供的關于投資移民的數據，卻給出另外一個結論：去年，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資移民目標數為2055名，中國占了1000人，而僅魁北克移民局審理的投資移民，中國申請人就占據了七成。

　　澳大利亞同樣“高燒不退”，根據今年1月澳洲統計局(ABS)公布的最新數字，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，從2009年8月至10月間的連續三個月，一直問鼎澳洲抵境“報到”移民人數榜首，超過傳統的英國和新西蘭，甚至后來居上的印度。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，中國大陸移民澳洲的人數約為7800名。

　　2007年，中國社科院發布的《全球政治與安全》報告顯示，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。今年6月16日，國務院僑辦宣布，中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，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。

　　很顯然，這組數據背后所傳遞的，是極為嚴峻的中國移民現狀，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偉略認為，所謂的“第三波移民潮”也許確實出現并存在，但絕不是僅僅因為移民數量的上升，關鍵還是人們所說的新移民所呈現出的高學歷、高技術、高成本等特點，亦即新移民群體的“精英性”。

　　“上世紀80年代的移民帶有很大盲目性，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，這次就有綜合的理性了。”在胡偉略看來，“綜合的理性”，才是此次關于移民潮話題備受關注的焦點所在。

　　不留下一片云彩

　　如何解釋“綜合的理性”？

　　魯萬萌仍是最好的案例——出國前，她家庭幸福，事業有成，正邁入中國社會中堅階層，對她而言，出國并非沖動，而是為之苦苦奮戰6年的人生目標，出國也并非為名利或者賺錢，而是為了生活的質量、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會。

　　很顯然，這屬于典型的中國社會新興精英階層的邏輯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在中國，精英是一個曖昧的詞，當它與人才關聯，意味著責任，當它與財富站在一起，代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，當它與權貴結合，旋即變成了公眾埋怨社會不公的貶義詞，而當精英與移民組成一個復合詞，預示的卻是一個國家在成長過程中不容小覷的大問題。

　　去年出版的《人才戰爭》一書認為，中國“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、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”。雖然官方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數據，但根據行業內的一些統計顯示，單是中國富商聚集地浙江，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辦理移民，并以每年10%到20%的速度增長。在這些人中，大多數人的職業一欄填的是商人。在這個保守的數字背后，還有大量的人躍躍欲試。他們，曾是這個大時代里的創業者，不過在這個時候，他們選擇了換一個身份生活。很多人拒絕承認和享受相關，在他們可信服的理由中，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。

　　但更具爭議的還不在此。自1978年以來，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，僅27.5萬人回國。流出海外的78.5萬青年才俊，相當于30所北大、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。

　　也許，甚至焦點不在于“精英”或其“綜合的理性”，而是，他們的離去，帶走的是一個國家在其成長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術、能量、財富，乃至變革中再出發的信心。

　　人財兩失？

　　新世紀十年，中國經濟高歌猛進，成就了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，但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和弊病，也令更多的人無力承受房價之壓和矛盾夾縫中的窒息。此時的他國，似乎成為逃離的最好方向。越來越多的人，以奮斗的名義，以未來的名義，將目光在世界的版圖上逡巡——這儼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嚴謹姿態和邏輯，卻也是一個無比理性的選擇過程。

　　路透中文網專欄作家李小彩總結新一輪精英移民特點有三：移民主體不再是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，而是富人；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；轉換國籍后，子女留在國外，富人回頭繼續把中國作為掙錢發財的主戰場。

　　但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者曾省存的觀點，所謂“人財兩失”的結論為時過早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移民潮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，事實上，在中國大陸之前，中國臺灣和新加坡、韓國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，也曾出現過精英外流的移民潮，但是，后來通過“人才流轉”反而又大為獲益。這一說法，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不謀而合。

　　從閻靖靖的關注范圍來看，與臺灣地區曾經經歷的移民潮相比，中國大陸幾乎是在重演其軌跡。從兩蔣時代開始，留學海外就是不少臺灣普通家庭對其子女的最高期待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留學的高潮時期，只有20%的留學生學成返臺。也有數據顯示，過去十年，臺灣為澳大利亞貢獻移民達9萬人，其中知識型人才呈上升趨勢。

　　但是，至少目前看來，臺灣地區、新加坡和印度，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創傷——除了人才流動本身所具有的循環性外，更重要的在于，當時三地均采取了正確的吸收人才和引導回流措施。

　　“如今，大陸在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。”閻靖靖所指的，正是上月剛剛頒布的《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》。長達19000字的《綱要》，表達的似乎是，中國于未來十年在人才培養和吸收上的決心。(文中魯萬萌為化名)

　　我為什么想移民

　　【作者】口述：吳佳川(化名)  采訪整理：本報記者 張皓雯

　　我一點安全感都沒有，總是提心吊膽，不知道什么時候，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

　　《國際先驅導報》文章 吳佳川(化名)，42歲，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產開發商，身家千萬。在外人看來無限風光的背后，也有滿腹“委屈”，而這種“委屈”促使他作出的最大決定就是：我要移民。

　　“做企業太累了。”匯源董事長朱新禮有一次在央視《對話》節目中的感慨，讓我非常有感觸，在中國做企業實在是太累了，身心俱疲啊。

　　眾多“婆婆”令我沒有安全感

　　我是搞房地產的，很多人都認為，政府部門是和開發商穿一條褲子的。實際上，事實并非如此。每每為了一個項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門協調時，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
　　在中國，企業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業的，可以管到你的“婆婆”實在太多了。尤其是有錢的企業，幾乎就是一塊肥肉，誰都想來拿點利益。

　　我被政府機關“騷擾”最嚴重的一次，是在幾年前。我在本地所轄的縣開發了一個項目，由于房子沒有賣完，現金流不充裕，就和當地的稅務部門簽訂了“以房抵稅”協議。后來，該稅務部門在沒有通知我們的情況下，搞了所謂的“公開拍賣”，以我們協議約定價格的一半，將房子賣給了內部職工。房子賣掉了，但是稅款出現缺口，怎么辦？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就接到了公司“偷稅漏稅”的通知，而且還伴有高額的滯納金。這件事情前后折騰了一年半，最后雖然解決了，但公司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。

　　從法律角度講，我是可以起訴這個稅務部門的，但是民告官，成本太高，我耗不起，只能認了、忍了，打落牙咽到肚子里。

　　從那以后，我真是一點安全感都沒有。可以制約企業的政府部門太多了，最要命的是，當辦事的公務員錯了，寧愿用另一個錯誤掩蓋這個錯誤，也不會承認錯誤，吃虧的只能是企業。

　　去年，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產項目，由于這個項目是和政府合作，所以他們特別成立了一個協調小組來幫助協調和政府各部門的關系。即便如此，審批過程還是困難重重。哪個部門都能過來檢查一下。如果真的僅僅是檢查也沒什么，可是顯然沒有這么簡單，很多機關都是站在部門角度看問題，我稍微招待不好，就會影響企業運轉。

　　現在我每天工作18個小時，其中需要分出相當大的精力來對付來自監管部門的“騷擾”。整天無意義的吃喝玩樂拿，讓我身心疲憊。

　　中國監管企業的部門太多了。我總是提心吊膽，不知道什么時候，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。

　　聽朋友說，在國外做公司要輕松得多，不需要和政府搞關系，稅也少，全憑能力，我太向往這樣的環境了。

　　教育體制讓我心灰意冷

　　另外一個讓我想移民的原因，是中國的教育體制。中國的教育體制缺乏人性化的考慮，我女兒就深受其害。

　　她小的時候上的是公立幼兒園，每天在幼兒園門口，都緊緊抓住我的方向盤，一邊大哭一邊喊：“爸爸，你快抓住我呀！”那種撕心裂肺的感覺讓我直到十幾年后還記憶猶新。

　　不愿去是因為害怕，在幼兒園里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，不說不笑不玩，整整持續了一個月，幼兒園老師也不管她，我都擔心女兒會從此抑郁了。

　　好在一個月后，幼兒園來了一位新老師，每天抱著她和小朋友玩，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個集體中。

　　后來女兒上了小學和中學，我對教育體制的懷疑越來越強烈。學校和老師根本不教他們如何做人，只是一味地學習。我女兒性格憨厚，不夠聰明，我們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樂一些。但學校和老師會逼著學，令她壓力很大。

　　更讓我接受不了的是，現在很多老師都在課外辦學習班，提前講后面的課。很多學生在上課時，實際上已經在課外班先學了一遍，課堂上，老師會講得飛快，那些沒上課外班的孩子根本聽不懂。小學時，我沒送我女兒上任何課外班，這在家長中是很少見的。但是到了中學就不行了，不送課外班的話，她和別人的差距太大。每天孩子奔波于各個課外班之間，家長跟著接送，也無比忙碌。

　　我從很多渠道了解到，國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。不過既然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扎實的，我就打算等她高中畢業再移民，到國外讀大學。起碼她在國外讀大學時，中國的基礎教育可以讓她不必為了學習太痛苦，有那么大的壓力，可以分出時間做點自己感興趣的事情。

　　我身邊很多和我一樣做企業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。我認為，國家應該有一些危機感了。

　　也不斷有人問我，“你在國內的事業已經做了這么大，能說走就走嗎？”我的確沒有想好我移民以后，國內的事業該怎么處理，但是，我要移民的是決心是堅定不移的。

　　李連杰、鞏俐……新加坡成中國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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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溫州視線